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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革命”这一概念最早由张炼红在《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中提出，她从对新中国戏曲改造的考证入手，提出“细腻革命”是在民众陷入“共命/压迫”的冲突关系结构之下所产生的。不同于“激进革命”的是，“细腻革命”是一种贴近民众、细水长流式的、隐含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实践，其作用在于“只要这种情理结构与精神内核存在于民众生活世界，那就能从韧性抗争中不断汲取和保存革命性的能量”，保持“贞定与自持”直到迎来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时刻。
就此来看，“细腻革命”与基层社会动员有一定的契合，“细腻革命”注重“因地制宜，利用各种现有的条件，而使斗争进程逐渐融入日常生活实践”，如果能充分运用“扎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地方性’生活与文化元素且恰到好处，往往就能将这种革命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展现得淋漓尽致”。[2]这更将“细腻革命”概念同“社会动员”即“一定的国家、政党或社会团体，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改变社会成员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形成一定的思想共识，引导、发动和组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以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的活动”[3]的概念拉近了关系。不同点在于“细腻革命”聚焦于微观层面的融入性的文化动员，尤其以民众和地方为主要视角，而社会动员是从宏观的层面来观察国家、政党的多种动员方式。
此后，孙晓忠在《延安乡村建设资料》序中提到，“不论是《红布条》中挑水进家，还是赵树理小说中拒绝和农民分灶吃饭的‘老杨’……从为农民挑水、和农民共同劳动，到同锅同炕，我们看到‘细腻革命’如何成为传统，主导着乡村日常生活”[4]。李海波也在《“细腻革命”：延安时期通讯员运动的动员技术分析》一文中援用了“细腻革命”的概念，从微观技术分析的角度对延安时期通讯员具体而繁复、普遍而深入的宣传运动进行了探究，通讯员运动这一“细腻革命”使“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理念付诸实践”[5]，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新闻景观。两位学者将“细腻革命”同社会动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结合，微观分析仍是主要视角，拓展为多重动员形式的考察。
敌占区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敌人公开军事烧杀抢掠等行为已基本停止，并建立了伪政权。在伪政权的管理下，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等统治剥削工具初步建立，并发挥了一定作用，敌人疯狂进行思想战和宣传战，不仅以“东亚盟主”自居夸大自身实力，还捏造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胜利消息，企图动摇民众的抗战信心与决心。在敌人如此大力宣传之下，敌占区群众产生了两种情绪：一部分群众对敌人充满仇恨，而另一部分群众则在与摧残下垂头丧气，这与抗日根据地充满生气、奋发激昂的群众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必须对各敌占区开展动员工作，“以维系人心、留存民族思想与文化，进而巩固和扩大敌占区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粉碎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并为将来之反攻积蓄力量”[6]。根据华北地区的现实情况和统一民族战线的政治需求，采用“细腻动员”的方式更有利于发挥作用。
华北根据地虽然占有华北全部面积的3/5，但根据地的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1/4，其余3/4的人口均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如果敌占区和游击区的人民无法积极拥护与支持抗战，那么华北根据地便失去了一道有力的屏障”[7]。敌占区、沦陷区的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抗战初期的华北各根据地，文盲半文盲占到人口总数的90%以上，严肃复杂的宣传内容无法传递给基层群众。考虑到这些区域的文化特色和现实情况，民谣、小报、快板、顺口溜等宣传方式成为对敌占区宣传的首选，宣传动员的任务不仅是扫盲，更是要唤醒群众参加抗战。
此外，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蚕食”封锁政策，以切断根据地与敌占区、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日本侵略者通过设立据点、碉堡和封锁沟等方式，将根据地分割成众多小块区域[8]，切断根据地山区与平原间的联系，进行封锁而后逐一“蚕食”。为配合“蚕食”封锁，日伪在敌占区先后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大力宣传奴化思想，加强伪基层政权组织的建设，控制人民群众对根据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支持。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加紧了在各地的“扫荡”，日军手段极其残忍，实行了“三光政策”，同时在敌占区利用伪军势力扶持傀儡政权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在严峻的敌占区形势下，大规模、聚集性的动员模式无法开展，办小报、剧团、画报等深入敌后“毛细血管”的“细腻动员”模式成为华北敌占区的首选。
（二）抗日战争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日，随着全面抗战正式开始，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抗战宣言：“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为达到动员群众加入抗战的目的，中国迅速开始了对敌占区、沦陷区群众的宣传与动员，尤其将深入群众作为重要指示。1936年9月5日，周恩来、彭德怀等代表与阎锡山就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宣言与工作纲领达成协议，宣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一）积极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二）实行真正的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三）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9]，群众成为主要的宣传动员对象。1937年10月27日，北方局发布《在敌占区，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领导群众》的指示指出：“扩大与深入、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用地方党、八路军名义公开各自发表宣言，广泛散发对地方群众的传单、刊物、标语等，并尽可能联络各地方民众团体举行盛大抗日大会，提出当地群众的要求和口号……”[10]1938年10月，在中国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着重强调要利用报刊动员敌占区群众，提出战略相持阶段党的宣传“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11]。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1938年12月23日，晋冀豫区委宣联会提出“利用最通俗的（地方化、民族化）为群众所易接受与拥护的宣传技术和方法方式”[12]进行宣传。1939年4月，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教育部部长的陆定一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专论《目前宣传工作中的四个问题》中，也把对敌伪军与沦陷区的宣传工作作为当时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13]
1938年4月中国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为加强敌后民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把抗战消息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宣传报道敌后军民的抗日战争情况，5月1日创办了第一份地方报纸《中国人报》。报道涉及各抗日根据地形势、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群众组织发动情况、指示性文件等，同时在各县都建立发行站，“报纸由报社通讯班送到各县，逐级发往各地，而向游击区和敌占区发的报纸则由党的秘密交通转递”[14]。1938年底《中国人报》合并至华北《新华日报》社，为后续《新华日报》（华北版）及通俗化报刊的发行建立了组织基础。同一时间晋冀特委创办了《胜利报》作为晋冀豫区委机关报，《胜利报》较其他机关报来说，更加贴近群众，报纸内容丰富、宣传形式多样，而且具有极浓厚的乡土气息。《胜利报》后来也并入《新华日报》（华北版），为后来的根据地报刊提供了“通俗化、大众化、地方化”的宣传指引。在华北根据地，众多报刊纷纷成立，进行了面向群众的通俗化宣传的尝试，通过短小的新闻、评论、图画、歌曲等宣传抗日救国，讲解党的政策，深受群众喜爱。1939年初《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之后，“把重点放在宣传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的方针上”[15]，根据地宣传动员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通俗报刊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在敌占区广泛传播。
1939年7月，日军发动对晋东南地区的第二次九路围攻，部分地区沦为敌占区。在此背景下，1940年7月20日，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发出《关于敌占区报纸〈中国人〉周刊的通知》，明确提出：“《中国人》周刊专门向敌占区发行，执行下列政治任务：1.向敌占区人民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进行抗战教育。2.向敌占区人民揭破敌寇汉奸的一切欺骗宣传。3.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鼓舞敌占区人民的斗争情绪，动员敌占区人民参加抗战并发动敌占区人民的斗争。”[16]8月1日，由中央北方局《新华日报》华北版出版的《中国人》周刊正式在山西省武乡县安乐庄创刊，向敌占区进行宣传。[17]1941年12月20日，晋察冀日报社创办了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和军区敌工部编印的小型抗敌报纸《实话报》，目的是向根据地周围的游击区和敌占区传递抗日战争战况、形势，宣传中国的政策和根据地建设成就，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到1942年初，敌后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日本侵略者在敌占区对群众进行奴化教育。为鼓舞和号召敌占区人民，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决定创办一种专门给敌占区同胞阅读的报纸《正义报》，来“向敌占区人民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真实情况，报道苏联红军的胜利消息；传播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人民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战争的胜利消息；介绍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减租减息和生产奖励等政策，报道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和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改善等”[18]。除专门针对敌占区的报刊外，《抗战日报》等发行在根据地的报纸也大量流传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对军民的抗战热情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居于各抗日根据地的首位。[19]出版发行的各类报刊都具有鲜明的通俗性和地方性，内容丰富，文字简洁，时效性强，这些报刊以“通俗化、大众化”为原则，通过快板、歌谣、小说、顺口溜等通俗化形式“揭破敌伪所加于他们的欺骗麻痹，揭破敌寇所用的屠杀与怀柔的两面政策，以提高其民族觉悟与警惕性”[20]，对敌占区群众进行动员。在被日本侵略者奴化与压迫的艰苦环境中，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在鼓励群众坚持抗战、鼓舞必胜信心以及分化敌伪势力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革命文艺的目标是提高大众文化水平，增强其战斗力，文艺工作只有与宣传动员工作紧密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自抗战爆发以来，在前线、游击区、根据地以及部分敌占区，话剧和活报剧的演出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手段，各专业剧团积极组织小分队，跟随武工队深入敌后，走进群众生活，积极参与政治攻势。1941年8月，贺龙在晋绥军区政治部召开的部队戏剧工作座谈会上，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把戏剧深入到连队中去，并且提出各剧团要组织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开展剧运，组织戏剧游击小组，配合敌占区工作人员和少数武装，带着武器和化装品以闪电的姿态到敌占区去，演些短小精悍的好戏，振奋敌占区的群众”[21]。会后，各剧社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了游击剧团，深入敌占区作飞行式的演出。同时，各地剧团还承担起了张贴宣传品的工作，沿路张贴《八路军告敌占区同胞书》等宣传品，直至贴到敌人据点的寨门上去，向敌占区群众宣传“我军必胜、日寇必败，争取敌伪，严惩汉奸，达到了打击敌人、争取人心向我的目的”[22]。据统计，“抗敌剧社”一个月内转战十多个县演出64场，观众达数万人次。剧社的演出内容就地取材，将身边发生的抗战故事加以改编形成完整的演出剧目，冲锋剧社演出快板戏《熬过两年》和独幕话剧《张大嫂巧计救干部》、西战团的《慰劳》《身在曹营心在汉》、群众剧社的《掠夺》，都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在政治攻势中直接起到了瓦解和打击敌人的作用[23]，以此促进敌占区人民的觉醒，保持民众“休戚与共的‘共命感’”[24]。
面对敌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蚕食”，1942年5月4日，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提出反“蚕食”斗争的基本方针应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充分发挥武工队的作用，针对敌人“蚕食”的每一步骤，予以及时有效的打击。武工队进入敌占区，深入敌占区群众身边，通过动员群众参与对敌伪军、伪组织的宣传工作，展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反对敌伪抓丁和揭露敌人治安强化阴谋为中心的宣传攻势，主要采用发放传单、宣传品、书写标语、喊话、广播、战利品展览等方式。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第二军分区的武工队在平定县西都利用小商贩开展工作，在太谷县成立了“反抽丁同盟”，散发大量传单和宣传品。1942年8月，太行、太岳和冀南三区武工队、小部队共散发传单和宣传品70余万份，书写标语5万条。八路军三八五旅也成立了武装宣传队，在敌占区进行了充分的宣传。在山东根据地，有的武工队还经常到炮楼下面喊话“上夜课”，将宣传材料送到敌据点，动员伪军家属开展“索夫唤子”运动，在敌人内部建立内线，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瓦解了敌人士气，使敌后方不得安宁。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的长时间活动和宣传，取得了大量敌占区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炕”，建立了隐蔽的游击根据地。
敌占区的宣传动员工作的组织形式，以合法形式为主，以便取得掩护和公开活动的条件。所以，除了流动化的组织之外，敌占区通常会以单点宣传的方式设立固定宣传场所，如华北各地区设立的“民校教育”“民革室”“俱乐部”“冬学”“民众教育馆”等场所。其中民革室最为主要，民革室不仅是读报识字的场所，也是将党的宣传思想和政策、先进文化“通俗化”“大众化”传达给群众的场所，在不同地区的民革室具有各地特色，但主要的任务基本为五个部分：读报和讨论报纸上提出的问题，结合当前宣传任务提出问题来讨论；组织演讲，讲民族英雄故事、抗战故事等唤起民族情怀，讲参战经验、政府法令等宣传党的思想等；娱乐与体育，如打拳、唱上党戏、玩抗战游戏等，将宣传融入娱乐；提倡识字，消减文盲，设立小规模读书室，陈设通俗读物供民众阅读；出版墙报，发动群众参与，反映群众意见也提高其文化程度[25]。通俗报刊在根据地印发之后会由交通员传递至敌占区群众基层，由群众沿村转送给各村的小学教员或党支部的收件人，然后由他们在民革室、小学等场所组织群众定期读报[26]，定期读报的原因，一是山区群众文盲率较高，自主阅读难以实现，二是报刊传递数量不多，难以实现轮换阅读，所以定期的集中性的动员组织成为最合适的形式。
敌占区宣传需要对复杂且重大的新闻宣传和政策法令进行解构与重组，将严肃的话语转化为地方性、群众性语言，通过讲故事、打比方的形式将党的方针政策传递给敌后群众。如1941年在《中国人》周刊第十号到第十二号报纸中连续刊发了“画瓢”所作专栏《漫谈持久战》，第十号所作《漫谈持久战——打个比方》写道：“‘持久战’就是‘熬着打’。照他那书上说，长期熬着打，中国一定能得到最后胜利，想要痛痛快快马上见个谁输谁赢，那中国就非吃大亏不可。”[27]除此之外，《中国人》周刊还常设“老实话”“鬼话正解”等栏目，报社成员阅读党的宣传文件和资料后对其进行简化，解释“抗战相持阶段”“治安强化运动”等概念，帮助敌占区群众理解抗战形势与敌伪势力的奴化教育。这种通俗化的教育方式，也深入到了乡村生活中。广大农民无法依靠文字获取知识和信息，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名为“冬学”的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敌占区的冬学活动采取“有聚有散”或流动的形式，在抗日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敌占区的冬学也未曾消失。冬学活动与抗战形势以及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密切结合，如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的政策，动员参军、参战的工作等都可以成为冬学学习和议论的内容。为了更好地普及政策和信息，还编出了一些通俗易懂的对联和顺口溜，如“合理负担真合理，穷的富的拿得起”等，既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又能在敌占区起到宣传政策和开展的作用。通过通俗宣传，一些新文化、新思想和新政策成为敌占区群众“有可能接受的东西”[28]，不仅把一种全新的民主作风引进敌占区群众的日常生活，还让敌占区农民关注抗战政策，从思想上、政治上提高敌占区农民的素质和抗日热情。
在敌占区，尽管部分民众在敌人残暴下表现出悲观失望，但广大人民的民族仇恨与愤激情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长。因此，在广大敌占区的民众及伪军组织中，绝大多数都是可能被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的。这种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通过情绪化的宣传，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拥护，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街头诗运动是情感化宣传的重要方式，诗歌在最大程度上激起了敌占区群众的“个体情感的延续性”。在晋察冀根据地，诗歌运动是继延安地区之后开展最早最活跃的，一批有炽热情感、语言明快、哲理性强的街头诗受到群众的喜爱。《抗敌报》副刊“海燕”、军区政治部的“抗敌”副刊等都选登了田间、魏巍等创作的多首街头诗及诗配画，掀起了边区街头诗运动的热潮。如史轮的街头诗写道：“在抗战里我们将损失什么？那就是——武器上的锈，民族的灾难，和懒骨头！”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激起边区军民的极大愤怒，诗人反应最为强烈，他们“弹起愤怒的弦子”（荒沙），创作出充满战斗热情的“不死的枪”（袁勃）,“给玩弄火焰的人们”（流焚）[29]以有力的抨击。到了抗战后期，诗歌内容更加丰富，主题鲜明，形象深刻，出现了更多的抒情诗和叙事诗。抗战胜利前夕，出现了短小精悍的枪杆诗，形式上更加大众化、通俗化，这些枪杆诗流传到了敌占区，以火热的革命激情，给敌占区同胞以鼓舞和力量。
此外，戏剧也是一种重要的情感化宣传形式。到敌占区进行演出的剧目大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创作，以真实的故事背景和动人的表演深深感染敌占区群众。胡丹沸的话剧《熬着吧》，是专门针对部分敌占区人民缺乏对抗日的信心而写。韩塞作剧、张非作曲的小调剧《王大炮回头》，是根据在亲人劝说下伪军兄弟投诚的事实所写。小歌剧《弃暗投明》，是一家人在敌占区受苦受难最后逃奔边区的故事。这些剧目都紧紧把握住敌占区人民的心理，不断增强他们抗战胜利的信心，甚至还对伪军伪职人员起到了教育作用。
根据地与敌占区群众之间始终保持着互动相通，《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方针与政策》针对敌占区的统战工作指出，“要团结一切抗日或同情抗日的中国人，在共同对敌的最高原则之下，将其他各种矛盾妥协融洽，尊重敌占区群众的个人利益且互信互谅。保护敌占区群众的日常利益，保存民族每一分元气”[30]。随后，1942年8月20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的《政治攻势与敌占区同胞的关系》，指出目前针对敌占区的政治攻势“就是要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反对敌人的掠夺，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也就是保护国家的力量，以为将来配合反攻的准备”[31]，号召敌占区同胞与根据地人民密切结合、团结互动，形成巨大的斗争力量。互动的成功实现依靠通讯员广泛的调查反馈和读者来信。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办报思路从“专家办报”转变为“开门办报”，非专业的通讯员也积极投身新闻活动之中，[32]尤其是基层普通群众也得到机会来写新闻、传新闻。各地通讯员“经常主动地向新闻机构反映情况、提供新闻线索；采访本地区、本行业的新闻，并写成有关报道；组织读报评报，收集读者反应等”，通讯员也在华北地区广泛流动，将分散的敌占区、沦陷区和根据地联通起来。晋冀鲁豫边区的通俗报纸《新大众报》在发行中持续不断地向通讯员、读者进行调查，调查群众的问题，获取基层读者的阅读情况。同时通过读者来信的方式，反映各地疾苦，了解党的政策指示在区村干部执行中有何困难、群众有何意见，并将部分问题刊登在报纸之上，剩余问题通过回信方式来答复读者。此外，邮局职工、读者等基层人员都参与其中，邮局职工边送报边写黑板报，同时收集读者调查材料，通过“大家看，大家办”的方式参与办报。[33]而对于敌占区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敌人文化机关服务的还是潜伏在家的，根据地都积极与其进行联系，并不断进行团结和争取，根据地还组织学术研究会，向敌占区知识分子提供书报，将他们的作品送到根据地出版，并介绍他们到根据地来参观或工作。[34]
在华北敌占区，中国通过通俗化的报纸文字传阅、地方化的剧团具象演绎、大众化的敌后武工队奔走呼号的“细腻动员”模式使党的新闻、思想、政策深入敌占区基层群众的心中，在他们心中种下革命的种子，通过不断的组织化、解构化、情绪化和互动性宣传动员，对“个体情感、群体心理与救亡图存的社会心态进行引导和联结”[37]，养成精神信念和政治理念，促使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走出狭隘的个人认知，投身于抗日战争之中，成为挽救民族国家的一员。在“细腻动员”的基层实践中，中国从上到下始终贯彻“通俗化、大众化、地方化”的动员原则，将新闻思想和先进文化简化为群众语言，将中央的政策和指示地方化、民族化，贴近群众每一寸血管，最终实现宣传大众、动员大众参战的目的，也成为一以贯之的宣传动员原则，在中国百年历史长河的淘洗磨砺中成为珍贵的财富。